每一项制度都会存在漏洞，因为制度是一种对当下情况的约束性表述，它不能针对变化来进行局部的调整，它可以规范现在，却不能预见未来。如果制度仅停留在“术”的层面，而不能从事理出发制定，那就永远堵不上这个漏洞。

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篇记载：“郑国多相县（悬）以书者，子产令无县（悬）书，邓析致之。子产令无致书，邓析倚之。令无穷，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。”

这个故事的大致内容是：

在子产当政时，人们以“悬书”的方式议论、批评朝政。后来，子产下令禁止“悬书”，于是，邓析就改用“致书”即写信的方式来批评朝政，因为“致书”不属于“悬书”。无奈，子产又下令禁止“致书”，邓析随即又用“倚书”即在寄送的包裹中夹杂书简材料的方式批评朝政，因为“倚书”既不属于“致书”，也不属于“悬书”。就这样，子产不断地下达新的禁令，邓析总能不断地想出新的办法来批评朝政。

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推行制度管理，具有启发意义：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制度去管理，无论是在“形式”还是“内容”上，都有可能走样。对制度管理的作用不能过于迷信，否则就会遭遇子产那样的尴尬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一种钻制度空子的意识。

其结果诚如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篇所云：“是可不可无辩也。可不可无辩，而以赏罚，其罚愈疾，其乱愈疾。此为国之禁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下，执行的结果往往是没有了是非界限，在对“可以”与“不可以”无法辨别时，实施赏罚就可能导致事与愿违，甚至赏罚得越厉害，混乱就会越严重。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。

如果善辩而不符合事理就会是奸巧，如果聪明而不顾事理就是狡诈。这种制度意识之“辩”，无论在“形式”还是“内容”上，给制度带来的结果几乎都是颠覆性的。

希望钻制度空子的意识绝迹，制度能得到完美的执行。这种“幻象”现在依然存在，在企业管理中更是如此。

制度有缺陷固然有待于完善，但是这要看执行者是否恰恰成了制度的对手。在企业内部，在整体与局部之间存在零和关系的情况下，小河总是以自己的“满”为第一诉求；而大河则以自己“有水”为第一要务。两者互为对手，难免会在制度的制定、理解与执行上表现出来。即使在制度的文本上博弈双方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，依然存在的利益分歧最终还是会在“服从”掩盖下顽强地表现出来。企业管理往往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约束，少数人在制度上与多数人的智慧过招，就难以填补道德的空白。

制度的文字表述是有背景条件的，而对背景条件的规定难以周全。比如说，公司规定免费送货，在楼层不高的情况下，送货人员通常可以将货送到消费者的家中；但是当消费者的家住在高层，且电梯停开的情况下，一定要求送货人员把沉重的货物一趟一趟地搬到20多层的楼上，就会引起消费者、送货人员、公司三者之间的多重博弈，免费送货是将货送到消费者的家中还是楼下就成了问题。制度一般很难规定得那么细，如果一定要规定得很细，那么其数量之多将犹如一地鸡毛，造成制度泛滥。制度泛滥后，其实际价值之低也将犹如鸡毛，人们是很难奉之如令箭的。

从理论上讲，制度可以制定得很完善。然而，制度可以约束现在，却无法预见未来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总会有新的情况出现。

在邓析式的“应法”面前，如何摆脱制度疲于招架的窘境？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指出，“理也者，是非之宗也。”意思是说，要把事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才能解决问题。“理”相对于“术”，指的是“道”；相对于制度的具体规定，指的就是原则。郭士纳的所谓按照原则而不是程序实施管理，其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。